来源：米乐游戏官网 发布时间：2025-04-04 20:40:13
“15分钟城市”描绘了一幅美好图景：步行15分钟即可满足生活所需。然而，现实却给了这一理想当头一棒。即使在高密度的纽约，便利设施的分布也难以达标，而在密度较低的美国城市，经济可行性更是难题。超市、诊所等服务设施需要足够多的顾客来覆盖成本，而就业本地化几乎不可能实现。更棘手的是，全球对实体服务的需求正在下降，规划者却仍在过度建设零售空间。城市规划不仅需要本地视角，还需应对全球冲击，增强社区韧性。
与此同时，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正悄然推动美国人口迁移。科罗拉多州克劳利县的例子揭示了这一趋势：长期干旱和水权出售导致农业崩溃，经济下滑，最终引发移民潮。气候记者Abrahm Lustgarten指出，未来的迁移更多由经济压力驱动，而非极端天气。农业减产、保险成本上升、能源费用增加，这些“微妙的经济变化”正在重塑人们的生活。然而，美国长期忽视气候风险，反而让脆弱地区成为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
无论是15分钟城市的理想，还是气候迁移的现实，城市规划者都面临同一挑战：如何在经济现实与理想愿景之间找到平衡。全球化的经济力量和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不可逆影响，要求规划者不仅关注本地需求，还需具备全球视野。未来的城市，不仅需要理想，更需要面对现实的智慧。
虽然“15分钟城市”这个规划目标是值得赞赏的，但城市需要现实地考虑他们是否有能力将零售、服务和就业机会安置在所有居民附近。
图一、即使是美国密度最高的大城市纽约，周边便利设施的混合度也不足以满足“15分钟城市”的要求。摄影：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North America
通常，对于城市规划的技术讨论都不可能会成为热点新闻。然而，作为一个研究并推广城市社区重要性已有二十年的人，我最近惊喜地发现“15分钟城市”—一种以社区为单位，将基本服务和便利设施布置在15分钟步行范围内的规划方法，最近成为了许多文章的头条。
然而，在聚光灯的照耀下，仍然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没有被提出：15分钟城市在经济性上并不可行。
虽然这一个模式是理想化的，但它仍有价值。如果零售店、开放空间、学校和公司都分布在居住地半英里范围内，将减少交通拥堵和冗长乏味的通勤时间。实际上，15分钟城市是一个可实践的模式，这种模式在许多欧洲城市经过时间的考验，为规划者提供了一个更大更好的城市愿景，即城市可以和应该成为什么样子。
然而，承诺实现15分钟步行的城市愿景是一种冒险行为。这种模式可能会加剧城市中已经令人担忧的经济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作为一种政策，将获取渠道和便利性变成特权。
未被提及的是，15分钟城市计划的经济性违背了城市市场运作的基础原则。无论是超市还是急诊诊所，任何类型的机构都有固定成本。在考虑服务多少顾客之前，就存在成立企业并保持运营的成本。固定成本越大，就需要越多的顾客来回收这些成本。
在非常密集的地方，服务消费者的范围可以非常小，因为在较短的距离内就能接触到大量的顾客。同样，对于易于设置且消费者经常需要的服务设施，例如咖啡店，其服务半径可以更小。然而，有些企业的成本比较高，比如医疗诊所需要设备和保险，超市需要更大的库存空间。对它们来说，要有可持续的顾客，服务范围就要大得多。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密度中等或较低，服务范围就需要更大。
就业市场实现本地化的可能性就更低了。城市存在的最终的原因是作为劳动力汇集和共享的工具——这在社区层面上是无法有效实现。如果期望人们居住在离工作地点15分钟以内的地方，最好的结果是工人和工作之间出现较差的匹配度，最坏的情况是绝对没任何匹配。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所有的努力，包括那些粘性且具有约束力的法规，旨在确保任何一个人都被比较小的服务、工作和便利设施半径所环绕，可能会让社区面临失败的风险。
我与乔治华盛顿大学Trachtenberg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同事Leah Brooks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说明了这一点（参考文献1，请后台留言下载）。个人会使用零售空间的租赁数据和区划数据，比较过去二十年这两种数据的普遍规律，并发现即使区划中规划的零售用地在持续增长，零售空间的需求在那一段时间内却趋于平稳，甚至有所下降。
纽约和洛杉矶这两个城市，我们拥有足够的政府数据来观察土地使用的变化，清楚地揭示了这种脱节。纽约作为全美人口密度最高的大城市，是15分钟城市最大有可能成功的地方；然而，我们观察到即使城市中社区的租户在减少，零售空间却仍在增加。多年来过度区划和过度建设零售空间可能是城市仍然充斥着空置店面的根本原因。即使是每平方英里 50,000 人的社区也无法支撑零售业的这种上涨的速度。洛杉矶零售过剩的空间更多地集中在选定的社区，因为在这类社区土地使用更加分离，人口分布更加分散。简而言之，我们从始至终在规划城市的零售设施，却没意识到一个全球性的变化，即对实体服务的需求已经慢慢减少。
图二、2006-2022年零售地块数量持平，但零售总面积却在增加。一张图表显示了自 2006 年以来纽约市和洛杉矶的零售面积增长情况。零售面积的上涨的速度大于零售地块数量的上涨的速度，这表明了单个地块有更大的商业空间，及出现更多纯零售地块的趋势。由Rachel Meltzer提供。
城市的商业长期以来都是按照区划来规划的——这对于产生税收很重要，因为商业用途通常比其他用途的税率要高。它也是城市规划核心原则的基石：促进街道层面的激活和土地用途的混合。虽然一些已建成的零售店可能是开发商主导决策的产物，这些决策只关注可持续收入以及为其他租户提供便利设施，但区划条例是做出这些决策的背景。土地使用条例不仅告诉开发商他们要建造什么，而且还会显示哪些用途最受居民欢迎。如果零售区划控制了整个社区的地面层，即使有其他选择，开发商也很少有动力去偏离它。
我们不应该得出结论认为零售、服务和可获得的工作对社区和城市来说并不重要。相反，我们该对地方规划的影响力保持谦逊的态度。以社区为基础的机构和规划者在获取基层知识和服务选民方面具有重大优势。然而，需要利用当地的专业相关知识来驾驭或减轻外部经济力量的影响，而不是重新创造它们。
例如，如果零售业正在整合并转向线上交易，那么城市就需要调整商业用地使用强度。例如，在新开发项目中要求提供更小的空间，并使现有空间的灵活租赁变得更容易。允许在家居用品商店内开设咖啡吧，以便吸引顾客进去喝咖啡，也许还会购买其他商品。或者允许自行车店也可以一起进行维修服务，即使根据某些区划法律，后者通常不被视为零售服务。
此外，城市可以将分散且使用不多的零售空间转换为其他用途，在公共交通方便到达的地区或在其他大规模用途混合的开发项目中加强零售业的设置，这些开发项目通过提供维持附近实际需要的消费需求规模，以维持良好的运营。如果在15分钟步行范围内有很多零售空间，它们是空置或不活跃的，那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事实上，关闭的店面实际上使这些社区的安全性和韧性都降低了。
在这个国家，甚至全世界，能够独立推动国家或全球市场发展的城市非常少。我们仍就需要那些“超级明星”城市去进行实验，推出未经测试的政策和规划干预措施，为其他没有经济实力的城市去承担风险。然而，对于大多数城市及其社区而言，仅靠他们的行动无法改变从国外吹来的经济风向。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规划者需要向上看、向外看，以便让他们的社区在不可避免的全球冲击面前更具韧性，而这些冲击很快就会变成地方性的挑战。
图一、亚利桑那州的Buckeye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央亚利桑那项目运河为该市供水，将水输送到数百英里外的沙漠社区。摄影：Mario Tama/Getty Images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里，科罗拉多州克劳利县的农民因科罗拉多河丰富的水源而发家致富。科罗拉多河为当地农业提供了丰厚的收入。随着附近城市的发展和用水需求的激增，农民们将自己的水权股份以每股1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开发商。
随后，又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干旱，原本指望靠自然降雨来补充水源的农民眼睁睁地看着数千英亩曾经肥沃的土地干涸。渐渐地，人们开始搬走，当地企业倒闭，整个县城逐渐衰落。
“在25年的缓慢变化中，一个经济繁荣的社区萎缩成了一个真正的萧条地区，就没有留下任何农业，人口大多是老年人，收入很少甚至为零，”气候记者Abrahm Lustgarten说，他2016年在 ProPublica 关于美国西部水危机的系列报道中讲述了克劳利的情况。
在他的新书《迁徙：过热的地球与美国的大迁徙On the Move: The Overheating Earth and the Uprooting of America》（参考文献2，请后台留言下载）中，Lustgarten重访了克劳利和其他易受气候影响的地区，探索经济与全球变暖之间的交集，以及这些力量将怎么样影响未来几十年美国预计将出现的大规模人口变化。
虽然气候迁移分析通常会考虑野火和飓风等灾难性事件，但Lustgarten关注的是“微妙变化的稳步蔓延”——例如农作物产量下降，以及从加利福尼亚州到佛罗里达州的保险、医疗保健和能源成本上升。
他在接受彭博城市实验室采访时表示：“我认为，未来人们通常不会因为天气太热或暴风雨而搬家，而会因为环境变化带来的经济后果而搬家。”
Lustgarten说，美国的迁移模式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数十年来目光短浅的政策的产物，这些政策已经使美国一些风险最高的城市成为增长最快的城市，并且仍在持续当中。例如，西南部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就源于政府一个世纪以来在沙漠中定居的决定。为维持发展和生产性的农业产业，税收被用来从数百英里外的科罗拉多河取水并重新分配。与此同时，1922 年科罗拉多河协议（旨在将河流划分给七个州）对水资源的丰富程度的高估，导致了数十年的过度消耗。
“所有这些经济机制都让美国人对一些气候风险视而不见，从而改变了合理的反应机制，”Lustgarten说。如今，水权的不断出售（）使得科罗拉多州前线地区和亚利桑那州欠发达地区得以建造和出售数以万计的房屋。但迫在眉睫的水资源短缺——这将提高水费并使农业更加不可行——可能会导致一些社区走上衰落之路，因为许多家庭会考虑搬走。
彭博城市实验室与Lustgarten就这些经济激发鼓励措施和气候迁移的未来进行了交谈。采访内容经过了轻微编辑，以保证篇幅和清晰度。
您在书中提到，在开始关注美国之前，您做过很多国际气候报道。美国对气候迁移的态度与其他几个国家有何不同？
我在危地马拉、墨西哥和萨尔瓦多报道时，典型的气候迁移有一种标准机制：外因可能会降低生活品质，并与暴力、迫害或经济损害等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人们的反应往往合乎逻辑：他们以小规模、逐步的方式来进行迁移——例如，从一个村庄迁移到一个附近的大城镇，然后再迁移到一个大城市，然后再迈出离开一个国家的一大步。这是能预见的。
但这在美国就难以预测。与许多其他几个国家相比，我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和财富。从政策角度来看，我们也集体鼓励美国人居住在更危险的地方。
您曾说过，由于负担能力的微妙变化，气候迁移将以缓慢的方式从不适合居住的地方迁出。这些变化是怎样的？
对于美国中产阶级来说，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影响在许多方面使生活变得更昂贵。空调在南部地区慢慢的变重要，在以前从未在建筑物中安装空调的地方也是如此。它非常昂贵，而且还推高了对电力的需求。在亚利桑那州等地，家庭用水成本正在上涨，而且应该上涨。所以这是高温导致每月水电费增加数百美元的微妙方式之一。
全国每天都在报道保险费用上涨的消息——不仅是灾害保险，还有医疗保险，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人们大量接触野火烟雾，导致索赔数量激增。这些只是经济压力增加的一小部分。
我深入研究了美国有效的财产保险和定价。在州一级对保险进行了补贴，而就洪水保险而言，在国家一级，我们也为此投入了数百亿美元。有时是为帮助人们，但也还是为了防止风暴过后向外迁移的风险。
这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当时飓风安德鲁袭击了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出现了大批人口外流，经济也面临巨大危机。保险公司纷纷倒闭，并放弃了该州。佛罗里达州的应对措施是成立自己的国有财产保险公司，并保证其客户能以低于自由市场上价格的折扣购买保险。这催生了整个补贴保险体系，目前该体系已在 30 多个州推广，目前在加利福尼亚州尤为突出，该州为居住在山火风险区的人们提供州补贴保险。随着保险状况的变化，经济损失也慢慢变得明显。
在我的书中，我引用了Rhodium公司的一项分析，该分析研究了全国县级经济损失，包括能源成本上涨等因素，以及从医疗保健到死亡率等各方面的模型成本。他们预测，基本上全国都一定会出现经济阻力。在一些地方，这些经济损失的价值将达到当地 GDP的60%，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一个社区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
不幸的是，在现实情况下我认为还是会有社区衰落。政府无法介入并拯救所有社区。我们仍就处于资本主义经济，人们和社区自行发展。我认为，作为联邦政府，我们没办法承担让所有这一些地方完全社会化的代价。
专家们谈到的一件事是试图保持社区与他们的税基成比例。因此，如果它们的规模要缩小，而不是让其成为衰退的来源，那就会成为可控的撤退。不是从气候意义上讲，而是从去增长的意义上，服务和基础设施可能会受到限制，以便它们与可用于资助它们的税基保持成比例。
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会迎来大量人口的涌入。这些城市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接收社区将面临天文数字般的增长，从政策角度来看，满足这种增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与气候相关的投资到真正基本的基础设施需求。
亚特兰大已经是一个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城市，随着它吸收了来自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沿海地区的人口，它的发展速度将会更快。因外因而迁移的人们倾向于尽可能短距离地搬迁（）。因此，这座城市已经花了十年时间来应对这种变化。他们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也吸取了一些惨痛的教训，知道哪些做法是行不通的。这座城市在新公园和新绿化带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这样做的一个后果——这对辛辛那提和德卢斯等地来说应该是一个警示——就是他们已看到城市核心区周围出现了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化。
除了报道其他家庭，你还写了自己作为北加州居民所面临的抉择。为何需要写这些？
我一直认为我住的地方很容易受到野火侵袭，而我在南美洲和中美洲报道的时候，加州正面临一连串灾难性的野火季节。我从这些旅行中回家，意识到环境变化确实颠覆了我的生活。所以，像我所有的邻居一样，我在车旁边的车道上放了一个应急包，里面有我孩子的备用衣服、护目镜和电锯。我的意思是，我们在某一些程度上与它共存，为紧急灾难做好准备。
我当时坐在家里，和杜兰大学的Jesse Keenan（）等经济学家交谈。我描述了我的房子在哪里，以及加州的房价，然后我说：“那么，我应该搬家吗？”他肯定地回答：“是的。”
正是在那一刻，他告诉我，即使人们认为与环境风险相关的房屋价值会下降，也会同样导致房价螺旋式下降：如果人们担心他们会失去保险，那么房屋价值就已经变得下降了。然后它会像病毒一样在社区中传播，最后导致房地产市场崩溃。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真的让我感到害怕。
正是所有这些经历让我将气候迁移报道的重点转向了这对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虽然我们有相对的特权——我当然有——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将面临非常私人的决定，决定怎么来适应我们的生活和家庭。
我以为读完这本书后我就会搬家，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经历与我写到的那些人相似，他们的选择可能比一开始看起来的要困难得多。有很多反作用力，包括对社区的依恋以及朋友和家人的相互联系，这些力量使得气候迁移不再是非黑即白的。
